中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已走過傳承與發展的百年歷程。文本編譯數量與質量的雙重提升，研究成果的不斷豐富，學術隊伍和專業平臺的不斷拓展，以及自覺性本土研究與開放性國際對話的良性互動日趨頻繁，無不凸顯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事業的蓬勃發展。文本閱讀和思想闡發是探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兩大基本向度，研究方法的自覺反思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趨向成熟的重要前提，在新時代征程中譜寫經典著作研究新篇章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偨Y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百年研究歷程與經驗啟示，有利于在新時代深入挖掘經典文本的重要價值，進而更好地激發經典著作研究的創新活力。
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的辯證關系中認識經典著作
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認識既來源于直接的文本閱讀，又受到基于文本閱讀而展開的思想闡發的影響，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構成在認識經典著作過程中互為前提且辯證統一的兩個基本向度。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應力戒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的脫節與失衡，應以充分的文本研究為基礎進行深度闡發和廣泛宣傳，面向時代需求與具體實踐，著力擺脫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束縛，為思想闡發釋放更為廣闊的空間。在國內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百年研究歷程中，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二者之間經歷了一個動態發展過程。
新中國成立以前，當時的社會局勢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造成諸多困難。雖然早在五四運動前，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早期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已先后通過各種方式向國內引入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跡、階級立場和革命主張，但首部《共產黨宣言》漢譯全本直到1920年才得以出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漢譯馬克思主義原著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進展，但還沒有形成體系化的編譯和出版格局，致使基于原著閱讀的思想闡發不夠廣泛和深入。革命運動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而從原著翻譯、版本考證、文本解讀再到思想闡發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轉化過程，這一時期的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尚未得到有效結合。
新中國成立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逐漸成為我國通用和權威的哲學教科書，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典著作研究的體系化與規范化。但它畢竟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文本閱讀和思想闡發的結合上依然不夠緊密。在這一體系化的教科書之中，“原理”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化概括與邏輯化表達，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在很多時候充當了“原理”的“注腳”，對實踐需求提供的理論支持仍然有待提高，從而使如何建構文本編譯、考證和解讀機制成為了經典著作研究的新課題。
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的學術自主與自覺意識不斷增強，這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之間有機統一關系的逐步形成。20世紀80年代前后，馬克思主義重要文本的編譯工作獲得進一步發展，這客觀上為學者反思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研究局限，進而展開深度探索提供了文本支撐。與此同時，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進一步推進，學界廣泛關注馬克思主義原著并注重在思想史視域中把握文本，促進了思想闡釋在文本閱讀中實現升華，為改革開放之后的經典著作研究確立了學術傳統。學者們通過對新近翻譯、引介的文本（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形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全新認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學術界的思想研討中，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佐證自身觀點的學術論文逐漸增多，但專門以馬克思主義文本為研究對象且具有現代學術規范的研究成果卻不多見。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以思想闡發為主要路徑，相對缺乏對文本的深度“耕犁”，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力量難以全面展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界進一步深化了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方法論的自覺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發展契機，促使學界意識到文本閱讀對于經典著作研究的基礎性意義，在思想闡發的同時將對文本的充分閱讀作為前提要求，推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的關系不斷趨向有機統一。
對于“何為經典著作研究”這一前提性問題，有學者將其簡單視為文本閱讀，認為只需閱讀文本便可以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本真內涵，把經典著作研究變為一種書齋中的抽象演繹；也有學者輕視經典著作研究，認為經典著作研究僅是“書本功夫”或“不結果實的花”，甚至質疑經典著作持續研究的現實必要性。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百年歷程向人們昭示，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不可偏廢的關系必須予以充分認識。
方法論自覺中研讀經典著作
馬克思十分重視研究方法，認為“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百年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貫穿著“翻譯忠于原本”“研究服務于革命斗爭”“史論結合”“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文本闡釋與考據”等諸多方法。研究方法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聯結中介，經典著作研究的結論或理論成果往往因采取的方法不同而產生差異。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源于不同研究者的思想“前見”和所處的學術環境，在諸多研究方法中實現科學的方法論自覺是經典著作研究的必然要求。方法論是對具體方法的抽象和體系化澄明，方法論自覺表征著對具體方法“何以可能”的前提性反思，意味著研究方法的規范和創新，有益于形成符合文本真實意義和現實思想闡釋需要的解讀模式，從而推動研究事業的變革與發展。對研究方法的反思與辨析，是推動方法論自覺形成的重要動力。以方法論自覺的發展形態為依據，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百年發展歷程劃分為方法論自覺的萌芽期、初步確立期以及立足中國話語的創新期三個階段。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初期，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在曲折發展中萌發著方法論自覺的意識。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方法論規定的反思，促使我國經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論意識開始由潛在走向自覺。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存在多種研究方法，如在原著編譯中堅持的“忠于原本”、在文本研究中貫徹的“史論結合”等，這些研究方法在一般的文本研究中都具有嚴謹性和規范性。但歷史地看，此類研究方法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發展中的作用有限，這主要是由于學界只是一般地使用研究方法，而相對缺乏對方法論自覺的關注和反思。新中國成立以前，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經典著作研究的規模較小，僅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訴諸經典著作研究以服務革命事業，缺少反思研究方法的自覺性。由于蘇聯模式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社會影響，以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為依據成為經典著作解讀的“方法論要求”，就是將編訂“教科書”或提煉“原理”的方法與研究經典著作的方法等同起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方法論規定為經典著作研究提供了規范性，但也因較為強調“概括性”和“標準性”而存在一定局限：容易使人們忽視經典作家思想發展的過程性，采取同一尺度評價經典作家不同時期的作品；容易將不同經典著作之間和同一經典著作內部表述類似而內涵卻有差異的概念或術語混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反思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為對經典著作研究方法的認識深化。學界逐漸認識到，研究方法是連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橋梁”，恰當的研究方法應當符合并服務于研究對象的存在狀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論自覺初步確立。這一時期，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方法的反思聚合了科學哲學、心理學等多種思想資源，并因為依托理論背景的不同，分別形成了文本闡釋學和文本考據學兩種不同取向的研究方法。文本闡釋學以“回到馬克思的歷史語境”為學術旨趣，主張對任何文本的闡釋都必須實現當下語境與歷史語境的“視域融合”，既強調“接近”歷史語境，又追求文本解讀的時代創新，期望通過“視域融合”實現對經典著作的普遍、多維的深度研讀；文本考據學則更加注重對馬克思文本的歷史背景、版本結構等方面進行細致考究，力圖還原“本真的馬克思”，挖掘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文本的歷史性和理論的科學性。圍繞如何理解兩種不同取向的文本學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評價兩種研究方法的學術意義，學界展開了持續的學術探討。這些探討主要圍繞“是否應該回到歷史語境”以及“如何回到歷史語境”兩個問題展開，而探討肇始于對文本闡釋方法所提倡的“回到馬克思”這一學術口號的不同看法。支持這一口號的學者強調經典著作研究應當充分考慮文本背后經典作家在不同時期思想發展的差異和細節性問題，并將“回到馬克思的歷史語境”作為強調學術規范及研究邊界的重要途徑；而批評者不僅否認“回到馬克思”歷史語境的可能性，而且認為追求“回到馬克思”的文本與歷史是對社會現實和理論批判的忽視，終將走向歷史視角所主導的文本研究，從而遏制了思想解讀的活力與思維開放的張力。圍繞著“回到馬克思”的爭論既是不同的文本闡釋學理論對如何理解和解釋文本的爭議，也是對如何看待文本闡釋與實踐導向之間關系的爭議。
隨著學界對闡釋學觀點與文本闡釋學的實踐性立場的澄清，轉而興起了關于文本闡釋方法與文本考據方法之間的爭論。這一爭論的核心在于探討不同研究方法的價值與必要性，即堅持各自研究方法的研究者都質疑對方在闡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理論內容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而由于這兩種方法都盡可能地追求接近經典著作的原初語境，致使其爭論主要圍繞“如何回到歷史語境”展開。堅持文本闡釋方法的學者提出，單純通過文獻與歷史的考證而不依賴一定的理論“前見”和經驗材料，會導致對學術創新意義的忽視，認為沉湎于歷史考古而忽視現實旨趣的研究方法屬于逃離生活經驗并超乎人的現實經驗之外的“歷史預成”，缺乏推廣的學術價值和現實的指導意義；而支持文本考據方法的學者則認為，“回到馬克思”的觀點雖然強調對文本考據成果的使用，但忽略了文獻版本整體性的研究，如缺少對馬克思眾多信件、札記等文本的關注，也沒有更加細致地回顧和梳理馬克思及相關思想家的歷史關系，從而呈現出方法論自覺的不徹底性。盡管文本闡釋方法與文本考據方法之爭最終沒有形成明確的“和解”局面，但各自在此后的研究成果中還是部分地吸收了對方的觀點，形成了重視文本研究、強調方法論自覺的研究風氣。在這一系列的爭論中，何謂更恰切的研究方法被人們反復追問，方法論自覺的學術地基也因此逐漸確立。
進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方法論自覺的成熟與創新奠基于對文本學方法爭論的反思之上，強調研究方法的中國特色。真正成熟的方法論意識，必然超越“話語移植”，形成著眼于社會生活和現實問題的本土自覺意識。正是通過對文本闡釋方法與文本考據方法的再反思，“構境理論”與“中國馬克思學”倡議逐漸涌現，標識了方法論自覺的成熟與創新。“構境理論”的提出雖然沒有直接依賴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但其思想淵源和后續實踐仍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找到理論佐證的痕跡。“中國馬克思學”并不是一種孤立的研究方法，其在對文本考據方法的繼承、對西方馬克思學的介紹與澄清中，強調立足中國視野、運用中國話語進行經典著作的研究，順應與推動了方法論本土化的時代潮流與實踐需求。作為一種新興的學術取向，“中國馬克思學”在應對諸多理論視域和現實問題時必然存在不夠全面和無法普遍適用的局限，但就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發展而言，其至少代表了研究方法上的某種方向性的自覺意識，是中國立場、中國話語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方法上的鮮明體現。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百年來的方法論自覺進程為學界提供了寶貴經驗。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方法及其使用規范也隨著學術討論的擴大和深入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首先，在處理多樣研究方法的關系上，方法論反思的歷程已表明，研究方法論的意識自覺與研究成果的更新和共享相輔相成，只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通過良性的學術互動在合作對話中相互借鑒，才能優化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方法的理論探討和使用上，通過梳理爭論觀點可以發現，一旦過于強調使用研究方法的基本立場，必然會弱化其對經典著作研究的深刻性。方法論的概念本身就蘊含著對研究方法進行反思與批判的內在要求，方法論自覺只有在普遍運用中不斷認識自身局限、擺脫陳舊觀念的束縛，才能獲得不斷發展的契機。最后，在把握兩類主要研究方法的關系上，學界雖然未必支持將細致煩瑣的考據作為經典著作研究的首要工作，但也從未否認文本考據對具體經典著作研究的基礎性意義，文本考據理應成為經典著作研究的重要環節。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歷史發展表明，方法論自覺的進程主要是在對各種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爭辯中推進的方法論自覺的成熟，不是指學界凝練出某種成熟的方法論理論形態，而是表明良好學術氛圍與基本研究共識的形成，更是內含不斷反思既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充分吸收歷史發展的研究成果避免退回至任何教條式研究的一種自覺狀態。唯有基于時代發展與不斷深化的現實需求對研究方法進行自覺反思，保持必要的學術爭辯，經典著作研究才能葆有活力、持續發展。
新時代征程中譜寫經典著作研究的新篇章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開放性和生命力在反思歷史、觀照現實和開創未來中得以彰顯。中國百年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始終在回應實踐需求與引領時代方向中形塑和建構自身的研究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應在反思與總結以往經驗、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立足新時代的偉大實踐、偉大改革和偉大創新，在深刻把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現實問題、不斷回應時代主題的偉大進程中進行理論創新，譜寫新時代經典著作研究的新篇章。
新時代是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時代，這是當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最重要的時代背景和問題意識來源。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與對時代問題的把脈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取得了許多階段性成果，對當前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現實影響。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定地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工作，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事業，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學術界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和指示，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的要求，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研究和詮釋，依托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等平臺發聲亮劍，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獲取的“真經”點破來自西方的各種謬誤，主動搶占理論的制高點，確證著馬克思主義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是顛撲不破、歷久彌新的科學真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為駁斥“馬克思主義無用論”，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指導地位切實地起到了理論支撐作用。
為引領社會全面發展實踐給予思想指引。關注現實、回應現實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應有的品格和任務?；貞斍皶r代的重大問題，必須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的具體實際，在深入實踐中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出原創性貢獻，并為引領社會全面發展提供非凡的智識策略。黨的十八大以來，學術界主動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中自覺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將一系列理論成果轉化為現實社會效益，如深入解讀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中的世界歷史和共同體理論，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夯實了人文基礎；圍繞《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著作，著重推動了資本邏輯批判理論的時代化詮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貢獻了理論智慧。在面向時代的實踐思索之中，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契合時代發展背景，通過不斷探尋社會發展規律，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思想引領。
百年來的研究史昭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具有豐富的生命力和無限的創造力。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要繼續行穩致遠、再創輝煌，仍然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這個“源頭活水”中汲取養分，不斷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和解讀。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廣大理論工作者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著力在總體性、歷史性和實踐性三個維度推進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
加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總體性研究，在多元視域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經典著作不是固定的、僵化的整體，而是由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本群”所構成。對馬克思經典文本的研究，既要全面地以經典作家的“全部著作”為研究對象，也要努力拓寬研究視野，在多元融合的學科領域中綜合把握。只有全面系統地考察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準確把握某一經典著作與其他著作或全部著作之間的關系，才能從總體上揭示馬克思主義深邃的思想內核和偉大的理論旨趣。美國學者大衛·哈維將《資本論》視為“令人驚奇的豐富之作”，因為他發現《資本論》中不僅囊括了經濟學、哲學、人類學和時政等多方面的知識和材料，甚至還涉及了莎士比亞、雪萊或巴爾扎克的劇作、民間傳說和詩歌。經典作家是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收集、吸收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來進行思考的，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應超越單一學科屏障，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所面向的現實問題為主題，以主題驅動代替學科驅動，圍繞主題開展跨學科的研究。要做到對經典著作的全面把握，除了繼續堅持文本考據的優良作風，冷靜、細致地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行梳理之外，還要保證以開闊的胸懷和廣闊的學科視野面對經典著作，在秉持規范性闡釋的要求之下，在“視域融合”的過程中拓寬研究路徑，推動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總體、多元和全面的把握。
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歷史性視角，在繼往開來中不斷推陳出新。唯物史觀認為，歷史發展的前提在于每一代人對之前各個時代生產材料的合理繼承和利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走過了百年的歷程，前人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和研讀，對經典著作蘊含理論觀點的闡發、交流與爭鳴，形成了極為豐厚、極富價值的研究成果，是無數學者的心血結晶，也是我們必須倍加珍視和善加利用的寶貴資源。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需要秉持歷史性視角，在繼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銳意創新和不斷發展，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百年經歷轉化為推動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有益經驗。要全面總結、提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優秀成果、有益經驗和研究模式，探索掌握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科學規律，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夯實基礎，更要站在歷史發展進步的高度，敏銳捕捉時代變化對經典著作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增強經典著作研究的使命感和任務感，在承襲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接續奮進。要牢牢堅持和把握社會主義發展的大方向，瞄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沿和需求，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理念、思路和方式方法，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成果寶庫，全面提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水平，形成卓有成效的經典著作研究范式，推動新時代經典著作研究的大發展和大繁榮。
站穩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實踐性立場，在觀照現實中凸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實踐的觀點揭示了人與時代的辯證統一關系，它不僅要求個體對生活世界的深入探求，還強調在這一過程中以主體的能動性推動對象與自身的共同發展。當代中國的發展為經典著作研究提供了廣闊豐厚的理論背景，也帶來了亟待解決的時代難題，跨越式發展帶有歷時性矛盾共時呈現的特殊性，要求在經典著作研究凸顯中國特色和問題導向。“實踐的唯物主義者”的根本立場，要求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不但要對經典作家的全部著作進行思辨式考察，更要掌握不同著作研究的特定時代語境及其所揭示的實踐規律，不同時代的實踐或同一時代不同領域的實踐都可能成為激活經典著作研究的現實動力，歷史上的部分“爭議觀點”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可能得到理論界的重新認識，達成新的研究共識。因此，我們應當充分把握新時代發展的要求，堅持以實踐需求為導向進行自我省思，確認實踐在檢驗真理中的優先地位；在經典著作研究中堅持真理的重要性，任何理論研究只有投入實踐才能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但也只有始終堅持高于現實的反思與批判才能彰顯經典著作研究的巨大價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要不斷以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來建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思想表達，以對中國特色的學理化堅持，在世界思想舞臺中展現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中國魅力。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的百年歷史，是文本閱讀與思想闡發走向有機統一的進程，是方法論自覺在前提性反思與爭論中不斷生成的過程。對百年經典著作研究史的回顧與梳理為新時代的學者認識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而進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我們應當堅持以文本研究為基礎，秉持嚴謹和規范的研究方法，總體性地把握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以歷史性視角推陳出新，以實踐需求為導向進行思想闡發，彰顯馬克思主義文本蘊含的思想在武裝人民頭腦、推動解決現實難題上的指導意義，并在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中堅守與發揮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指導作用，為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研究貢獻智慧與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舫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