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要樹立正確的黨史觀。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正確的黨史觀是前提。黨史觀是對待黨史、認識黨史的觀點和看法。這看起來是方法問題，實質上首先是立場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這一百年的歷史，“最忠實地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因此，越是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認識百年的歷史，越能客觀全面地認識歷史。
正確的黨史觀從哪里來？正確的黨史觀不是天生的，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黨員干部也不會有天然的免疫力。有人說，我不知道那些錯誤的觀點，也沒有受錯誤思想的影響，這是不是意味著有了“抗體”？答案是否定的。不知道、不了解錯誤思想不等于有了正確的認識。人的正確思想是在思想斗爭實踐中來的。有的黨員干部對我們出版的黨史書籍興趣不大，而熱衷于閱讀丑化黨史的境外書刊；有的地方和個人從庸俗實用主義出發，對黨史事件和人物隨意“打扮”、任意“包裝”。如此種種，都說明樹立正確黨史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錯誤的東西往往具有迷惑性，只有知道為什么錯，把是非曲直弄明白，思想上才會保持清醒。倘若缺乏鑒別和辨析能力，在對待黨史事件和黨史人物上，就很容易受到錯誤思潮特別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從而影響對黨的歷史的本質和主流的認識。
一、歷史虛無主義虛無的是什么
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實質是唯心史觀，根本目的是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值此重要歷史節點，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往往沉渣泛起。加強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辨析，正本清源，才能認清其本來面目。
打著反思歷史、還原“真相”的旗號，通過割裂不同歷史階段以偏概全、以個別否定一般、以現象認知代替本質認識等，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慣用伎倆，而以“學術”名義的所謂“純客觀”又為其提供了“支撐”。那我們看看歷史虛無主義究竟虛無的是什么？
一是鼓吹中國共產黨“早產論”，虛無的是共產黨組織在中國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否定黨的領導的歷史合法性，進而從根本上否定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事業。他們認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早產兒”，那么在十月革命影響和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也理所當然是“早產兒”。有人還以陳獨秀、李大釗沒有參加黨的一大為由，否定黨成立的必然性。這種罔顧歷史事實的論調，不是對歷史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反對“三座大山”壓迫的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具有堅決和徹底性，面對國破家亡的社會現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中國先進分子是在積極投身群眾斗爭實踐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就是說，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在十月革命影響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一批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先進分子的出現，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組織就具備了思想和干部條件。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是大勢所趨、歷史的必然，是時代賦予覺醒的先進分子的責任和使命。否認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階級和思想基礎，把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演繹成“偶然”，其用意之險惡昭然若揭。
二是把革命與現代化對立起來的“告別革命”論，虛無的是革命。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有學者認為，“革命”在中國并不一定是好事情，現在是改變話語的時候了。他們給革命貼上所謂“左”的標簽，以對革命的否定來否定黨的歷史。他們認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斷革命，從“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到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褒義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義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他們認為，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進主義的產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這種錯誤思想的影響下，“革命”一時成為一些人一再回避甚至批判的字眼，甚至有的人在講臺上大放厥詞：1949年后，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這種“對歷史的反思”漸漸變成對革命的否定。
三是與對革命的鄙視相聯系，否定中國近代史、否定黨的歷史，公開宣揚“侵略有功論”，虛無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意義和作用。有人公然提出迎接殖民文化的“孫子戰略”。他們認為，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現代文明。他們完全無視救亡圖存的社會現實，這種虛無主義虛無中華民族抵御外侮、奮起抗爭的精神，企圖虛無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精神由被動到主動的劃時代轉變，更虛無掉了站著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實際上，用“殖民文化”策略求取現代化已被歷史證明是完全錯誤的。沒有民族獨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多災多難的中國人對此更是有著切膚之痛的深刻認識。正如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指出的，“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實現民族獨立，歷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范圍內才有可能”。“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只有真正成為國家的民族時，才更能成為國際的民族”。無視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實際，就不可能正確認識這一意義和作用。
四是以“儒學復興”為代表的“文化史觀”論，虛無的是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謂“儒家第三期發展”，以尋求儒學“復興”為旨歸，宣揚“道統”意識。他們把中國文化價值的核心簡化為純粹的儒學義理，無視或鄙視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及其引發的思想文化形態的深刻變化。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甚至慈禧等都成了中國文化“道統”的代表，“有本者昌，無本者竭”亦被視為文化、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而基于此出版的“自傳”“家書”“謀略”等書籍大行其道，成為一種“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人認為，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是不相容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的指導思想完全是思想“躥升”的結果，是歷史的誤會；二十一世紀是“儒學復興世紀”，要以所謂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這些觀點不是從現實的經濟和政治之中尋找中國文化是什么、應當發展什么樣的文化形態，而是單純從文化典籍中尋找某種文化恒常存在的理由和價值。這種文化史觀，說到底是文化決定論的唯心史觀。
五是以中性立場出場的“純客觀”論，虛無的是立場。一段時間以來，追求純粹的中性立場成為一種學術追求，似乎“中性”就是公正、客觀的。“中性”成為一種標準，也成了一種標簽。似乎學術、學問只有遠離社會現實、意識形態，才叫學術、才有學問。一時間，各類“大師熱”成為值得研究的現象，其著力點不在于這些學者的著述作品，推崇備至的是大師們的學術態度。有的學者認為科學化就是將其視為“純知識體系”，具體表現和影響是：強調思想教育的先進性少了，強調一般性多了；強調普遍性多了，強調特殊性少了；在教育內容上，一般性的介紹多了，批判性的評價少了。傳統歷史、革命故事題材的電視劇也多把紅色涂抹成粉色。
六是標榜“躲避崇高”，虛無的是意義和價值。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劉胡蘭、黃繼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鋒等英雄人物被刻意貶損，甚至成了取笑的對象。對崇高理想、精神的鄙視，使得“躲避崇高”成為影響青年人的時尚。在崇高等于空洞、大道理等于極“左”的思維定式中，一切關于理想、信念的教育成了空洞的代名詞。在他們看來，生活不再需要意義，甚至頹廢成了一種時髦。一些網站欄目、電視節目只為吸引眼球，“娛樂”可以“至死”。有的文學作品一味追求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義、繞開責任；有的文學作品對美的、香的失去嗅覺，而只對丑的、臭的上癮，失去了呼喚愛、引領美的初心和能力，只能導致不健康的心靈、扭曲的價值觀。
七是以摒棄現實根本關系為旨歸的抽象人性論，虛無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有的淡化甚至否定階級關系和階級分析，把楊白勞與黃世仁的關系演繹成債務關系，其背后的用意在于否定斗爭和革命；有的以所謂人都有的人性之私、之惡推演出楊子榮深入虎穴的“個人目的”；有的以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宣揚抽象人性，大肆編造英雄人物的所謂負面人性以及反面人物還沒有泯滅的“良知”。這種錯誤觀點無視客觀事實，只為滿足其歷史觀上的“私利”，把歷史變成“任人打扮的女孩”。
八是挖掘所謂歷史細節的“學問派”，虛無的是歷史本質和是非標準。典型的是對狼牙山五壯士的詆毀。個別人抓住某個細節無限放大，歪曲詆毀抗日英雄。對五壯士怎么到的狼牙山，他們編造了這五個人只不過是共產黨的散兵游勇，由于村民對他們不滿，偷偷地把他們的行蹤告訴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來“圍剿”他們的謊言。對五壯士跳崖，他們又挖掘出所謂“溜崖”說。這種所謂研究歷史“細節”的方法，不僅罔顧客觀事實，而且遮蔽歷史本質，違背歷史規律。馮友蘭曾強調：“歷史的研究主要是要發現本來歷史的過程中的關鍵性的問題、重要的環節及其發展的規律。”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其實歷史之虛無，首先虛無的是立場。
九是以此否彼割斷歷史，虛無的是歷史規律和傳承關系。有的夸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曲解黨的歷史。有人揪住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問題，別有用心罔顧事實，誣蔑反右派斗爭是毛澤東個人的“大陰謀”，否定對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進行批判的必要性，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進而達到否定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目的。有的以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有的以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其背離了黨和人民的根本立場，違忤了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是抓住現實中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風或小概率事件大做文章，以偏代全、以點代面，宣揚“存在合理論”，虛無的是黨領導人民不懈奮斗取得的偉大成就。他們揪住社會現實中出現的某方面的某個問題不放，挖掘其歷史淵源之“負面”，從否定歷史之“源”進而全面否定現實中的一切。這種手法多是以社會“良知”或學術的名義出現，其背后閃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子，或在客觀上成為某些勢力的同道者和“幫兇”。
對種種謬論之危害，我們決不能小覷。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的教訓，殷鑒不遠。這不只是理論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個重大政治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嚴重政治后果。正確的黨史觀，是我們廓清疑惑、正本清源、學好黨史的前提。樹立正確的黨史觀，必須辨名析理、認識錯誤。否則，就有可能被打著還原歷史的幌子的人所迷惑；有可能掉進夸大其詞、似是而非看待曲折和失誤的“黑洞”；有可能在以現實否定歷史的伎倆面前麻木不仁，甚至還可能找到“共同語言”。總之，我們對錯誤的思想理論認識得越透徹，正確的黨史觀才能樹得越牢。
二、樹牢正確黨史觀，就要全面深刻認識我們黨的歷史
正確的黨史觀是我們認識歷史的指路明燈，是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的有力武器。
第一，樹牢正確的黨史觀，就要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歷經磨難百折不撓的歷史過程，永遠為真理而斗爭，永遠為理想而斗爭。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我們黨嘗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斗。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至1949年，全國犧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達370多萬人，平均每天犧牲370多人。全世界沒有哪一個政黨遭受過中國共產黨這煉獄般的考驗。中國革命的殘酷性猶如大浪淘沙。出席黨的一大的十三個代表，后來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有七個。有人作過假設：如果歷史是可知的，他們還會作這樣的選擇嗎？然而歷史是既成事實，也是不可以假設的。歷史發展的規律之所以是有生命的、有血肉的，就在于這樣的現實不能也不可能想象和假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這是我們黨的根本特征。真正的共產黨人之所以能沖破艱難險阻、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就在于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從不動搖這樣的信仰。世界上一些人不理解這一點，還有一些人更害怕共產黨人的這種執著和堅定，試圖從不同方面詆毀和消解的也正是這一點。
第二，樹牢正確的黨史觀，就要深刻認識黨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理論創造的歷史。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這是堅持，也是發展。只有真正堅持，才能與時俱進地發展；而不斷地豐富發展，才是真正的堅持。“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
我們要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中，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實踐力量。特別是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深刻領會黨的最新理論成果的偉大意義和作用，不斷增強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學會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分析認識問題，這是學習的任務和目的，也是我們要掌握的看家本領。
第三，樹牢正確的黨史觀，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正視錯誤，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化為發展的動力。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充滿艱辛和曲折，其間也犯過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但中國共產黨是勇于自我革命的黨，不僅有反對自己錯誤的勇氣，更有糾正自己錯誤的能力。我們黨的歷史之所以是光輝偉大的歷史，也正在于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總結自己的歷史。“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尊重歷史，才符合規律。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一是敢于承認，二是正確認識，三是堅決糾正，這樣才能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我們黨帶領人民走過的路不是一帆風順的，社會發展也不可能是直線。向前走就可能會有曲折，甚至犯錯誤。關鍵是我們要有正確的態度和科學的認識。正確的態度是認識的前提，更是前進的動力。
第四，樹牢正確的黨史觀，就要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發揚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的作風，追求崇高、崇尚英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奮斗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斗，涌現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頑強奮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范，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構筑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為我們立黨興黨強黨提供了豐厚滋養。這是一個崇尚英雄、追求崇高的時代，也是一個成就英雄的時代。我們要見賢思齊，頌揚時代，歌頌英雄。“和平年代同樣需要英雄情懷。”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革命者的品質品格是始終把嚴于律己、追求崇高作為自己的慎獨的修養。
第五，樹牢正確的黨史觀，就要深刻認識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也是我們黨百年奮斗史的真實寫照。正確地認識黨的歷史，就要時刻站在人民的立場認識問題。人民立場越堅定，正確的黨史觀才能越牢固，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階級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內在要求。“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而越是站在人民立場上，才越能認識把握規律，符合科學。我們正確的黨史觀與人民觀也是內在統一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第六，樹牢正確的黨史觀，就要深刻認識不斷增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偉大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和任務決定的，是建黨的原則。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與資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作用根本不同，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是為了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沒有這樣的政黨，這種斗爭不可能勝利。而這個政黨就是要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也決定了這個政黨應是一個團結一致又高度集中的組織。毛澤東在陜西延安講解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時強調執行的第一條，就是黨的領導一元化。我們黨要步伐整齊、完全統一，達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們的心成為一條心，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這是前提，也是根本。今天我們要做到“兩個維護”，既是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更是實踐規律的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面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闖過激流險灘，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使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更加鞏固。百年的歷史經驗表明，黨有力量在于黨的核心有力量。唯有黨的核心才能聚集大批堅定的信仰追隨者。正如鄧小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講過的，我們的黨是有高度統一意志的革命的黨、戰斗的黨，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領袖是團結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能僅停留在思想認識上，要在行動中見真章。“兩個維護”是規律的總結，也只有在實踐中，規律才能發揮作用。我們尊重規律，就要在運用規律中發揮應有作用。這是政治定力，也是政治能力，更是對根本原則和標準的踐行。
總之，對于理論工作者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樹牢正確的黨史觀，才能始終站在黨的立場認識問題，站在人民利益上分析問題。這種立場是理性的，也應是融注感情的。愛黨則為忠。站對了立場，才會運用正確的武器，否則害莫大焉。樹牢正確的黨史觀，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敢于善于斗爭，認清其用片段、細枝末節否定主流的實質：其看似有據，實則無理；貌似有理，實則別有企圖。正本清源，才能固本培元。我們要堅定為黨和人民做學問的志趣，始終心懷“國之大者”，用學術講政治，以政治強學術，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做出馬克思主義大學問、真學問，讓紅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