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界》周刊，1920年8月15日由陳獨秀、李漢俊發起創辦。這是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先后共出版了24冊，于1921年終刊，每冊一萬字左右。周刊內容設有“國內勞動界”“國外勞動界”“演說”“讀者投稿”等專欄，以簡明通俗的語言、形象生動的比喻，向工人闡明了勞動者謀求解放必須進行社會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達到啟發工人覺悟、推動工人運動的目的，同時它也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從事工人運動的具體實踐。這本《勞動界》周刊創刊號由俞秀松父親俞韻琴捐獻給中共一大紀念館，現為館藏國家一級文物。
中國近代產業工人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和剝削，過著牛馬般的生活。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他們迫切需要為他們說話的刊物、代表他們利益的工會和指引他們解放的工人階級政黨。
1920年6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在組織領導工人運動方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勞動界》周刊。《勞動界》創刊號“演說”欄目首篇刊登了陳獨秀署名文章《兩個工人的疑問》。文章提出“勞動是什么？”“勞動者是什么？”“我們為什么要勞動？”等一系列問題，并用最樸素的語言回答，勞動“就是做工”，勞動者“就是做工的人”，勞動“是因為不做工不勞動，便沒有糧食吃，沒有屋住，沒有衣穿”。
文章還指出了不勞而獲的現象，尖銳地提出：“有許多人不勞一點力不做一點工……還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壓在腳底下不當人看待，這又是什么緣故呢？”由此引發讀者的思考，用最直白淺顯的道理對工人進行階級啟蒙。
那么，為什么要辦《勞動界》雜志？在該刊創刊號上一篇名為《為什么要印這個報》（署名“漢俊”）的文章也說得很清楚：“為什么要印這個報？因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他們是住的沒有好地方住，吃的沒有好的吃，穿的沒有好的穿……工人受苦挨餓受凍，而有錢的東家呢？一天到黑一點事情也不做……他們雖然這樣一天到黑一點事不做，他們反有大房子住，好東西吃，好衣服穿，有馬車坐……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為外國工人略微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不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了，或者將來苦得要比現在好一點。”
這一段文字淺顯易懂，所列事實貼近工人生活，話都說到了勞動者心坎里，引起了工人的廣泛共鳴。這兩篇文章不僅向廣大讀者闡明了刊物的宗旨，而且貫徹了辦刊理念，確定了平實易懂、貼近生活的辦刊風格。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第一個刊物之所以取名《勞動界》，說明創辦者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爭取廣大工人，啟發工人的覺悟，喚起他們的團結和斗爭精神。
創辦者們注意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總體文化水平比較低的現狀，因而刊物用語十分平實，采用較多口語。文章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即使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時，也盡量不用專業詞語和學術語言，而是通過列舉工人們日常生活和勞動中經常接觸到的一些實際例子來講清問題的實質。
《勞動界》在上海出版后，引起強烈反響。張國燾回憶，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一次開會時，“上海小組所創辦的《勞動者（界）》周刊已經出版，我們在會場上將創刊號發給大家看，這也是使會議生色的一件事。”不久，廣州、北京兩地仿照《勞動界》，分別出版了《勞動者》和《勞動音》。
《勞動界》不僅宣傳革命道理，介紹勞動運動狀況，還注意反映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刊載上海機器工會發起會、上海工人游藝會成立大會、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支持籌辦店員周刊、1920年上海勞動運動大事記等消息與資料。工人來信，稱贊該刊是“做我們工人的喉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