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講話強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
為切實增強對全國青少年的黨史教育、對一代偉人毛澤東傳奇人生的了解，《中國青年》特邀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同志撰寫了《“說空話”與“辦實事”》《“父老”與“子弟兵”》與《“趕考”》三篇文章。
《“說空話”與“辦實事”》聚焦中共建黨之初的1921—1925年，著重闡述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與使命、道路與路線的曲折探索，闡明了“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以務實干事的態度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基礎與主體力量所提出的遠見卓識。
《“父老”與“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敗后的1927—1931年，闡述了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后，創造性地開辟“工農武裝割據”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井岡山道路”的艱險歷程，尤其是在對傳統“農戰”的繼承創新基礎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牢固確立人民軍隊根本性質的輝煌創舉和開創性實踐。
《“趕考”》則聚焦1945—1949年，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的艱辛歷程，并著重闡述了國共兩軍、兩黨性質的根本不同，我們也能由此體會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深刻含義。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祝彥認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個時期為經，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為緯，經緯結合，既有史學的嚴謹，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結合得天衣無縫，兼具有穿透力的語言風格，不僅提供了大量中共黨史知識，更給讀者以畫龍點睛的思考提示，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好教材、好讀本。
經此三篇文章，我們看到了一個歷經百年滄桑的大黨，是如何從新生時的不成熟、不自主，經由革命風雨的洗禮，一步步成長、成熟與壯大的。從中，讀者既能明曉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獲得擁戴的根本之理，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更能從老一輩共產黨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德，領略忌談空話、專辦實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統一。
《中國青年》雜志將從2021年第七期起對三篇文章予以連載，以饗讀者，以此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
1.“問題在于改造世界”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因忙于工人運動而四處奔走的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二大的會址是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當時，那里是李達的家。1936年，憶起中共二大，毛澤東對斯諾這樣解釋說：“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能出席。”
中共二大出席代表12人，代表著當時全國的195名黨員。會議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共二大的宣言深刻分析了華盛頓會議之后的世界局勢，提出：當前，帝國主義把資本積累的中心轉移到亞洲，西方列強在中國分割勢力范圍，從而造成了各帝國主義列強分別扶植不同軍閥勢力的局面——日本通過張作霖控制中國北方，英國通過吳佩孚控制長江中游，而美國支持陳炯明控制廣東等。宣言還分析了通過控制銀行和投資掠奪中國的新的帝國主義掠奪方式，揭示了美國對中國進行資本、金融控制與日本對中國進行領土控制這兩種帝國主義掠奪方式，并指出了這兩種方式之間的矛盾。
中共二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對中國社會性質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分析，指出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是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結合，從而形成各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的“軍閥混戰”，另一方面則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遠未到來——“帝國主義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于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下。”
中共二大的宣言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其目標就是打倒封建軍閥，反抗帝國主義，實現國內和平和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
但是，宣言對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其認識卻是比較籠統、粗淺的。
宣言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和使命包括：爭取言論結社自由，提高工人待遇，廢除苛捐雜稅，推動女性解放，改良教育，統一中國本部，使蒙古、西藏、回疆三部成為民主自治邦，為將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做準備。
而至于究竟怎樣實現這些目標，黨究竟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依靠什么樣的力量完成這樣的任務，宣言中都沒有明確表述。
二大選舉出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名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名委員中，四位有北京大學背景。
而在二大當選的那幾名中央執行委員們看來，實現黨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目標，包括提高工人待遇，似乎是天經地義的，領導工人運動，也不是一件什么非常難辦的事情——但是，他們很快就會接受殘酷的教訓。
二大宣言對于世界局勢和中國社會局勢的分析是基本正確的，但作為黨的行動綱領而言，卻是比較空洞的。而按照這個宣言，中國共產黨依靠的力量就是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期待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這種勝利似乎不必經過共產黨人的奮斗，只要坐等就可以了。
總起來說，這個宣言的力量，主要在于“解釋世界”，而不在“改造世界”，它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使命任務并不明確，對黨的奮斗目標的描述并不鮮明。
實際上，使毛澤東放棄與會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因為李達的家太難找了，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毛澤東對二大為黨制定的黨在革命中的任務和奮斗目標感到困惑不解，因此他后來方才說，自己當時“找不到任何同志”。
在一貫埋頭做事的毛澤東看來，一個把局勢分析得如此清楚理性卻得出“坐等就好”的結論的會，不參加也罷。
“哲學家們的任務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則在于改造世界”——毛澤東知道，要“提高工人待遇”，這靠開會發宣言是不行的。于是，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之后，他又繼續獨自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而這次罷工，同樣奇跡般地取得了勝利。在當時，除了易禮容、李立三、劉少奇等幾個一起領導工人運動的湖南戰友之外，毛澤東在黨內確實找不到任何同志。
二大宣言認為，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運動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導致當時中共中央政策迅疾轉向的，是蘇聯和共產國際態度的轉變。
今天看來，二大提出的這些綱領，其實都是蘇聯為中國共產黨定下的，因此，宣言中最為關鍵的，其實是這樣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
2. 馬林的使命
共產國際、中共建黨與國共合作
1919年3月，共產國際一大在莫斯科召開，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劉紹周和張永奎作為旅俄華人代表參加了會議。劉紹周和張永奎分別于1920年和1924年回國，但是，此后他們并沒有參與中共創立的工作，也沒有與中共取得任何聯系。
共產國際一大是在西伯利亞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召開的，蘇維埃的勁敵高爾察克政權垮臺，俄共中央在廣袤的西伯利亞地區成立了“緩沖國”——遠東共和國，而最早來中國嘗試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維經斯基，就是被俄共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來的，而不是被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派來的。
蘇聯政府、共產國際、俄共中央遠東局、赤色職工國際——它們并不是相同的組織，這是我們研究這個時期歷史時，首先必須注意的關鍵點。
共產國際一大確立了“列寧路線”，即凡參加共產國際的各政黨，只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共產國際執委會“完全有權罷免由各政黨選舉產生的領袖，而代之以自己選定的領袖”。
當時規模僅次于俄共的德國共產黨領袖羅莎·盧森堡并不贊成這一路線，她希望建立一個以世界革命群眾為基礎的國際組織，而不是一個以俄國共產黨為基礎的國際組織——即她不贊成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成為蘇聯共產黨的“支部”。不過，盧森堡的意見被否決了，列寧路線支配了共產國際。
與此同時，西歐各國爆發的力圖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人起義紛紛失敗了。在整個西方，蘇聯陷入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重重包圍之中。為了打破這種封鎖，蘇聯布爾什維克轉而希望在亞洲找到盟友。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列寧發表了《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一文。他指出：歐洲的資產階級已經陷入全面的反動，而亞洲的資產階級還在同人民一起反對反動勢力，所以，目前共產黨人不應該繼續追求“世界革命”，而應該與亞洲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共產國際二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時間是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民族和殖民地問題，重點則是亞洲問題。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出生于荷蘭鹿特丹的印尼東印度公司雇員馬林脫穎而出，他取代俄共遠東局的維經斯基，成為共產國際中國事務的主管者。
馬林原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工作，他成功創辦了印尼民主同盟，并創造了使這個同盟與印尼伊斯蘭同盟成員互相加入的“印尼模式”，而這個由馬林提出的處理亞洲問題的“印尼模式”，在共產國際二大上得到列寧的肯定。
1921年，華盛頓會議召開，西方列強和日本在這次會議上就瓜分中國、“利益均沾”達成了協定——蘇聯認為，這一協定的形成，是帝國主義進一步圍堵蘇聯的一個關鍵步驟。
1921年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從莫斯科派出自己的駐華代表，而這個人就是馬林。由于深得列寧的賞識，會后經列寧提議，由馬林擔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
馬林于1921年7月到達上海后，便建議立即召開中共一大，而與他在上海會合的尼克爾斯基的使命則是在中國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此前，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接觸的俄國人，是來自俄共遠東局的維經斯基。李大釗、陳獨秀所接觸的俄國代表，當然也是維經斯基，而尤為重要的是：維經斯基的主要使命是加強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俄國的聯系，增加中國革命者對蘇俄的了解。維經斯基當年并沒有指示即將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服從俄共中央、服從俄共中央遠東局乃至他本人的領導。維經斯基始終認為，即將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在這一點上，他與馬林完全不同。
而與作風細致、善于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維經斯基相比，下車伊始便指手畫腳的馬林，是個類似“欽差大臣”的角色，因為從一開始，馬林要建立的黨，其實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中國支部。
陳獨秀之所以沒有參加中共一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并不熟悉馬林這個人，而馬林下車伊始就決定立即召開中共一大，他這樣做，事先也并沒有與陳獨秀充分溝通。
實際上，中國的共產主義者與共產國際第一次直接溝通，是在1921年6月22日召開的共產國際三大上。當時，維經斯基的翻譯和助手張太雷、楊明齋，從遠東共和國的伊爾庫茨克到莫斯科參加了這次會議，瞿秋白作為記者采訪了這次會議。張、楊二人雖然采用了中共代表團的名義，包括瞿秋白在內的三人當時都身在俄國，但那個時候，中共一大還沒有召開，中國共產黨也還沒有成立——而他們三人都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嚴格說來，他們三人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共產黨。
與此同時，除了俄共遠東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之外，蘇聯政府也在通過自己的渠道與中國發展關系。而對于蘇聯政府來說，他們面對的局面尤其復雜——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存在南北兩個政府，其中北洋政府是被世界公開承認的政府，孫中山則立志要推翻北洋政府，但孫中山的廣東政府并不被世界承認。當然，那個時候的蘇聯政府自己，也不被英美所承認。
局勢如此復雜，以至于蘇聯政府對于中國的政策便是“腳踩兩只船”，既公開與北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同時又與南方孫中山政權之間發展關系。
1922年1月，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為了對抗華盛頓會議，又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正式成立了，剛剛成立的中共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局委員張國燾為團長的44人代表團出席會議。當時，張國燾是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的身份去莫斯科參會的，這是根據尼克爾斯基的安排，而不是馬林的安排。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列寧專門接見了張國燾，而張國燾就這樣成為中共黨內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列寧單獨接見過的人，他在中共黨內的特殊地位也因此確立——張國燾長期以為他自己與共產國際有特殊關系，其理由庶幾在于此。
中共一大結束后，馬林于1922年4月趕回莫斯科，他此行之目的，就是為了說服共產國際支持他把“印尼方案”運用到中國，即共產黨加入孫中山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
馬林成功地說服了列寧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了使馬林能夠在中國推行他的方案，蘇聯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 頭銜之外，又委任了馬林兩個新職：其一是《共產國際》和《國際新聞通訊》駐遠東記者，其二是蘇聯政府駐華全權代表越飛的助手。這樣，馬林便既是共產國際的駐華代表，又成為蘇聯政府駐華代表的助手，黨政大權集于一身。
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國。當時，中共二大剛剛閉幕不到一個月，馬林遂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開特別會議，以專門討論國共兩黨合作問題，這就是著名的西湖會議。
可以說，馬林從一開始就是帶著兩個任務或者使命來到中國的：一是使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二是使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
即使撇開他的這兩個任務對錯與否，問題的關鍵在于，馬林的這兩個任務對于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意味著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否接受他的這兩個建議。
當時的共產黨人完全有理由懷疑來去匆匆的馬林。這個人究竟是來協助成立中國共產黨呢，還是來說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呢？在中共看來，這確實是個問題。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特別會議召開，參加者有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翻譯是張太雷。馬林主持了會議。但是，馬林隨即發現，在中國推行他的“印尼方案”難度很大。首先就是因為張國燾、蔡和森堅決反對，他們二人認為，國民黨藏污納垢，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只能毀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
最終，在李大釗的全力勸說下，西湖會議口頭上贊成了馬林的方案，但是，就是在那次會議上，馬林與中共的兩位主要“少壯派”領袖——張國燾、蔡和森之間的關系，變得不可調和。
而蘇聯政府與孫中山之間的關系，卻建立得出乎意料的順利。
1922年8月，曾經參與領導了十月革命的越飛，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出任駐華全權大使。1922年9月18日，越飛還在長春寫信給馬林說，他的目標是要促成孫逸仙—吳佩孚聯合政府，并使張作霖承認這個政府。而由于吳佩孚堅決不肯放棄外蒙古主權和東北權益（中共二大宣言也稱“吳佩孚是軍閥中比較進步的”），在與吳佩孚就外蒙古和中東路問題談判失敗后，越飛方才轉而依靠南方的孫中山和國民黨。
當時的孫中山偏居廣州，他唯一的依靠力量陳炯明在英國的支持下也叛變了，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雖然號稱有20萬黨員，但其實不過是烏合之眾，陳炯明叛變后，廣東政府風雨飄搖，他幾乎沒有什么依靠力量了。而蘇聯政府恰恰就是在這個時候，向山窮水盡的孫中山拋出了橄欖枝。
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在這個宣言中，蘇聯政府和孫中山一致認為：中國不存在社會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蘇維埃制度不能引進中國。中國革命的目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打倒軍閥，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關鍵是，孫中山靠什么、靠誰去打倒軍閥，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
當時，孫中山唯一能依靠的其實就是蘇聯。
《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后，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就中國問題作出4項決定。其中，第3項是“認為可以給孫逸仙約200萬墨西哥銀圓的資助”，并派遣教官來廣州，以幫助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讓國民黨用蘇聯提供的槍炮，先去打拒絕與蘇聯合作的吳佩孚。
蘇聯的援助乃是國民黨建軍的基礎，而如果沒有黃埔軍校，當然就不會有后來的蔣介石。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出了一個特別代表團訪問蘇聯，團長即是36歲的蔣介石，團員中則有共產黨人張太雷，而當時的蔣介石竟然告訴蘇聯人說，自己正在刻苦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而這為他博取了共產國際的極大好感。
1925年，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進入剛剛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蔣經國當時只有15歲，是中國留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批中國留學生。而蔣經國所在班級的黨小組長，就是大他六歲的鄧小平，當年的“小蔣”身高1.55米，班級排隊，他和鄧小平總是站在一起。
唯一被列寧接見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是張國燾，而最早與斯大林直接接觸的“中國革命者”竟然就是蔣介石。
1923年，列寧已經病重，負責俄共中央事務的人是斯大林，而斯大林極為欣賞軍人出身的蔣介石，斯大林對于蔣介石的欣賞，大大超過了孫中山對蔣的賞識——而斯大林當然不會想到，蔣介石會用蘇聯給他的槍去殺共產黨。
“有學問”與“能辦事”
1921—1923年恰恰又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除了毛澤東成功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之外，張國燾和項英等人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但是，這場罷工卻全面地失敗了。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被鎮壓之后，張國燾以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身份到莫斯科匯報有關情況。
張國燾到莫斯科后，在與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薩法洛夫、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和赤色職工國際負責人羅佐夫斯基接觸中，他發現蘇聯對于馬林提出的“印尼方案”并不完全贊同，對于國共合作意見也不一致。
張國燾本來就與維經斯基、尼克爾斯基關系很好，而在西湖會議上又與馬林交惡。回國后，張國燾便舉著赤色職工國際的旗號，指斥馬林是右派，他自己所帶回的才是正確的國際路線。而共產國際內部的分歧，就這樣被愛好“黨爭”的張國燾帶回了中共內部。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曾經說，中國人的老毛病就是迷信強權、迷信祖宗、迷信洋人，“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
實際上，當時共產黨內的兩派所迷信的，都是共產國際和蘇聯。
但是，主張國共合作的是共產國際，反對全面依靠國民黨的也是共產國際，在馬林與維經斯基等人的分歧面前，中國共產黨何去何從呢？
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俄共遠東局、蘇聯政府（馬林、尼克爾斯基、維經斯基、越飛分別是其代表）所發出的不同信號，使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無所適從。
在如此多的“代表”指揮下，中國共產黨怎樣才能做到獨立自主呢？
中共之所以能堅持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當然在于其從成立伊始就有著自己的干部基礎。而這一基礎是由兩部分人構成的，其一是湖南長沙新民學會的會員，其二是留法勤工儉學的成員，而他們都是五四運動造就的新青年。
這兩部分成員，先后會合于北京大學和法國里昂大學，隨后又由于領導中國早期的工人運動而走到了一起。
但是，僅靠這些新青年，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就能站得住嗎？這是個極為現實的問題。
今天看來，這些新青年里面，擅長分析國際國內大局勢、有知識的留學生不少，但能落實這些宏大綱領的人，卻少之又少；會開會、寫文章、制定宏闊綱領的人自然是有，但能辦具體事、能辦成事的人卻不多。靠這些人制定綱領、寫文章，靠他們鼓動領導學潮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說到搞革命、搞階級斗爭——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甚清楚，那些寫在紙上的綱領，究竟要靠誰去實行。
張國燾和鄧中夏這兩位北大的高材生，原本以為提高工人待遇是天經地義，罷工在西方國家屬于合法斗爭，而且這種連毛澤東都能辦成的事，他們辦起來自然更是輕而易舉——但事實是，他們卻“輕而易舉”地把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徹底搞砸了。
成為黨的總書記之后，“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方才開始明白：辦事搞革命，這不等于開會寫文章。有學問與能辦事，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知識分子——特別是“北大人”的毛病，是彼此互相看不起，文人相輕的結果，就是會把好事也攪和黃了——這是新生的中共，作為一個“政黨”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毛澤東就是這樣重新出現在陳獨秀的視野里。
“信仰”危機：加入國民黨，還是獨立領導革命？
1923年4月，毛澤東從長沙工人運動的前線，被調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毛澤東離開上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
中共三大是在中國工人運動陷入空前低潮時召開的。就在這一年，爆發于河南，并席卷中國北方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被軍閥吳佩孚殘酷地鎮壓下去了，成千上萬的工人慘遭屠殺，長期經營的中共北方組織，在一夜之間就被破壞殆盡。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失敗的血淋淋的慘劇，使書生陳獨秀感到：在軍閥的武力面前，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如此弱小，而貌似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就這樣，主持中共三大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堅定地站在了馬林一邊。他認為孫中山和國民黨確實比工農群眾更靠得住，既然蘇聯選擇的中國盟友就是孫中山和國民黨，這就意味著，中共也應該認清大勢，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不是共產黨，它的使命只是配合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而在國民革命中，共產黨要一切服從國民黨。
一般認為，陳獨秀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后，受到托洛茨基的影響，才變成了中共的“取消派”。但實際上，早在黨的三大召開期間，陳獨秀這位總書記，他的信念便動搖了，當時，他也就是這樣跟隨馬林，成為中共的“取消派”。
1923年4月25日的《向導》周刊發表了陳獨秀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這篇文章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資產階級革命要靠革命的資產階級。
陳獨秀明確地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中國革命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的充分支持與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與社會的基礎”。
用陳獨秀的這篇文章來比較中共二大宣言，我們會有一種“錯位”的感覺：二大宣言為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使命與任務并不清晰，但是，當陳獨秀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的時候，他卻一廂情愿地為中國國民黨制定了一個清晰的奮斗目標。
對于年輕的中共領導層而言，1923年是令他們心碎的一年。這些人參加共產黨，原本就是為馬克思主義學說所鼓舞，是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今，他們卻被告知說：工農階級不可靠，因此共產主義將被永遠推遲，而那或許是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理想。中國要進行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而在那場革命中，資產階級才是依靠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國民黨的附庸。
在中共三大上，馬林和陳獨秀要求中共全部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一切活動，而張國燾和蔡和森則堅決反對。他們認為英美不僅是軍閥的后臺，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后臺，中國的資產階級總的來說是西方資產階級的附庸，是買辦勢力，他們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共產黨只有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獨立進行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張國燾更指責馬林歪曲共產國際指示：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指示是讓已經加入國民黨的同志“留”在里面，還沒有加入的——尤其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同志，不必再加入。而蔡和森表示，他自己完全贊成張國燾的意見，堅定地與張國燾站在一起。
這是一次“信仰”的危機嗎？如果說是，那么，這種“信仰”的危機，在后來的中共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
何況，這還不僅僅是一場信仰危機，因為這更是一次組織危機。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公開主張共產黨的北方組織必須獨立行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必須聽從赤色職工國際的指示，即共產黨在北方不應該發展國民黨勢力，中共北方組織必須獨立領導中國革命。
于是，剛剛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面臨著黨內分裂的危險。
張國燾第一次熱衷于搞分裂，就是在黨的三大上。
而此時的馬林則運用共產國際的權威，火上澆油，毫不妥協地打壓中共黨內的工人運動派。根據馬林的建議，為了支持國民黨的資產階級革命，蘇聯更把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們調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實際上等于把這些人“雪藏”起來，為的就是防止他們的“過激行動”破壞蘇聯與國民黨的合作，或者說，防止中國的工人運動影響資產階級革命的順利進行。
項英、李立三、張國燾、蔡和森、向忠發等早期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就是這樣先后被派往了蘇聯。
如果不是蔣介石后來背叛革命，這些中國早期的工人領袖們也許會就這樣終老異鄉，一生默默無聞。而1928年之后，這些人當然也將不會再有機會被陸續派回中國，代表赤色職工國際，去打擊“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了。
作為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毛澤東竟然沒有被派往蘇聯，這的確算是一個極大的例外。
固然，毛澤東本人一向對吃“洋面包”不感興趣，但更重要的則是：在共產國際看來，毛澤東似乎并不能算是一個純正的布爾什維克，他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性質與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完全不同。總體來說，毛澤東領導的不過是一系列和平的勞資談判，毛澤東主張的“工人持股”和勞資合作，是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毛澤東不算是“激進派”，他這樣的人留在中國，對國共合作有好處。
毛澤東自己后來也多次說，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他只能算是個“中間派”，他的立場，最多算是“中間偏‘左’”而已。
毛澤東不是留學生，他沒有攪和進共產國際內部的紛爭，正是這個例外，成全了毛澤東，也成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 “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探尋出路：農民革命
既然中國工人階級力量弱小，而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又不甘心做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附庸，那么，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出路究竟何在呢？中國共產黨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任務與使命何在呢？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面臨的問題。
毛澤東也正是在士氣極其低落的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了他別具一格的設想。在現實的逼迫下，毛澤東力圖去創造一種學說，這種學說奇跡般地重新敘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一學說，后來被稱為“毛澤東同志關于湖南農民運動的思想”。
那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究竟提出了什么樣的主張呢？
張國燾后來在《我的回憶》中這樣說：“毛澤東所提出的，其實就是農民問題。”中共三大討論的問題，“都是在會前已經再三討論過的，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的歷次討論中，直到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重視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
“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
張國燾還回憶說：“毛澤東向大會提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重視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正是在中共三大這次兩派相爭的會議上，毛澤東的意見脫穎而出，他指出，現在我們黨的一些同志主張革命完全依靠資產階級，另一些同志則主張共產黨人應主要依靠工人和小資產階級。但是，這兩種觀點，卻都忽略了農民乃是介于工人與小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階級，而且是人數最為龐大的階級，這個階級人數有三萬萬，其人口加起來比那三個階級都要多得多，因此是中國社會的主體。
毛澤東還指出：革命不是繡花、不是開會，也不是發宣言，因為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大家說革命靠這靠那，但歸根到底還是要靠行動。而在中國這樣一種外有帝國主義、內部軍閥橫行的處境下，不必說奪取全國政權，就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生存，僅靠工人在城市里起義也是辦不到的，因為這要依靠“黨軍”，而如果不發動廣大的農民入伍，“黨軍”則無從建立。
革命靠“槍桿子”，關鍵在于槍桿子需要有人去扛，如果沒人扛槍，給你槍也沒有用——從這個角度說，國民黨之所以被蘇聯看好，就是因為它目前掌握著一定數量的“黨軍”，而我們要看到：這些“黨軍”的來源，不過就是共產黨人彭湃在廣東海陸豐地區進行農民運動的成果。
毛澤東認為，我們不能把中國的情況等同于西方、日本或者俄國，中國并沒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如果夸大了資產階級的作用，那就是夸大了中國的資本主義性質，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質，忽視了中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之間的聯系。因此，毛澤東同時還預言，國民黨不可能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因為國民黨的干部特別是軍隊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和鄉紳的子弟。讓他們去打擊軍閥是可以的，而讓他們代表農民、組織農民去革地主和鄉紳的命，則是完全辦不到的。
孫中山固然有“平均地權”的良好愿望，可他的這一良好愿望，卻必然使豪紳地主成為打擊的目標。因此，孫中山的這種革命思想，不可能依靠國民黨來實現。
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力量對比，究竟是怎么樣的呢？
王奇生在《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中指出：1923年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時，國民黨號稱有20萬黨員，而中共只有400多人，但是，國民黨“實際上是一盤散沙，而且20萬并非實數。改組之前，國民黨廣州分部號稱有3萬黨員，改組登記時才3000名，不過1/10。黨與黨員之間沒有任何聯系，除了圍繞在孫中山身邊的少數精英之外，改組前的國民黨實際上是一個無組織、無群眾、徒有其名的政黨”。
國民黨并無黨綱、黨義，連全國代表大會也沒開過，所謂20萬黨員，只是紙面上的虛假數字而已，可見，國民黨并沒有蘇聯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動員農民入伍，國民黨甚至在廣東也根本不能立足。
國民黨的最大弱點，就在于它是一個毫無群眾基礎的黨。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生存之道，就是立足基層，深入群眾，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中國基層的廣大群眾中——特別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中扎根，那么，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基礎就是強大的。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主張是極其務實的，起碼，他關于農民是“黨軍”來源的呼吁，則立即引起了國民黨“左”派的重視。此后不久，毛澤東便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主辦的廣州和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但是，與毛澤東不同，當時年輕的中共領導層恰恰是“不務實”的。當時的中共中央由一批洋派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留戀城市，絕不愿意到農民和農村中去。在他們眼里，毛澤東一身土氣，而即使毛澤東本人，其實也留戀大城市。1964年5月17日，毛澤東在接見意大利和奧地利友人時說：“在1927年之前，我是沒有準備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識分子，留戀城市，舍不得離開城市跑到鄉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人們說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們用恐怖殺人的辦法，逼得我和許多同志向敵人學習，蔣介石可以拿槍殺傷我們，我們也可以拿槍殺傷他們。”
毛澤東關于黨應該把基礎放在基層、放在農村的觀點，在當時不可能得到黨內同志的理解和擁護，與黨內的精英比較，毛澤東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寫過書，即使寫了，那時恐怕也沒有誰愿意給他出版。毛澤東來自農村，他沒有在大城市長期生活過，更沒有留學的經歷，在這方面，他根本不能與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和劉少奇相比。陳獨秀之所以重用他，只是因為他老實肯干、能吃苦、會辦事而已，而在陳獨秀眼里，毛澤東實際上不過就是個“土包子”。
瞿秋白后來固然曾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序，陳獨秀也提出了關于土地革命的見解，但那時中國的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面臨失敗。
黑格爾的思考終結于資產階級，列寧和斯大林的思考止于工人階級，而毛澤東卻是在一個全新的起點上思考的。對當時執迷于工人和知識分子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來說，讓他們接受毛澤東——一個“農家子”的思想，而不是將其視為“異端邪說”，那幾乎就是不可能的。
這里起碼有如下幾個原因：
其一，毛澤東的設想不但與共產國際的指示背道而馳，看起來也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學說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學說，而在那里根本就沒有農民的地位。
其二，當時的中共領導層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且是由高度西化的高級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中國的下層特別是農民相隔甚遠。這些人完全不了解農村與農民，他們對于農民的想象，就是愚昧、落后、保守和自私。
其三，這些高度西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的治理經驗缺乏認識，在這些“反傳統主義者”眼里，中國傳統幾乎全是糟粕。
難怪張國燾當時曾這樣諷刺說：那個一身土氣的毛澤東，還生活在黃巢、朱元璋和李自成的時代，而黃巢當年占領了廣州，就一把火把整個廣州城燒掉了。農民是很愚昧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蘇維埃，農民還以為蘇維埃就是蘇兆征（中共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的兒子呢！
“不武如斯”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是城里人，他們不但與農村和鄉下人有隔閡，而且他們還是讀書人，由于中國長期以來文武分途，他們更鄙視“武人”。
而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獨特性，恰恰也就表現在這里。1915年8月，毛澤東在致蕭子升的信中說：“嘗誦程子之箴，閱曾公（即曾國藩）之書，上溯周公孔子之訓，若曰惟口興戎，訥言敏行，載在方冊，播之千祀。”
這就是說，中華文明共同體是通過周公協助武王伐紂建立起來的。
盡管毛澤東也曾相信過無政府主義學說，但是，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便認為，從根本上說，西方文明是立足于軍事組織之上的，而中華文明創生伊始，同樣也是立足于軍事組織之上。
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又指出，當今學習西方的議會、憲法、總統、內閣、實業、教育，但所學者皆不過是西方的枝節，而這就是因為沒有看到，現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軍事組織之上的。
于是，毛澤東接著說了如下著名的話：“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簡而言之，曾國藩令毛澤東佩服的地方有兩點：其一是組織人心，其二是組織軍隊。
更重要的則是：曾國藩能夠通過組織、收拾人心而組織軍隊。
回顧中國歷史，毛澤東認為，中國之衰落，一是起于士大夫階級的空洞說教不能組織人心，二是肇始于這個讀書人的階級不知“武事”，更不能組織和領導軍隊。
毛澤東推崇中國歷史上的法家而批評儒家，原因也正在于此。
1937年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毛澤東撰《祭黃帝文》。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又這樣痛切地感嘆中華民族“武德”之喪夫：“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
“不武如斯”的中華民族，怎能在這個虎狼世界里生存呢？
而在1923年的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因為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真理，固然能夠鼓動人心、組織人心，但若不能組織軍隊，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弱點。而在這一點上，那個時候中共的覺悟甚至還不如曾國藩和國民黨。
這個弱點，恰恰也是中華文明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若不從根本上改正這個弱點，也就不能使中國共產黨與歷史上的士大夫階級真正決裂。
如果說當時年紀輕輕的毛澤東，在見識上有什么超越那些大知識分子的地方，也許關鍵就在這一點上。
但是，中共三大之所以聽任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奇談怪論”：進行國民革命，同時在國民革命中不遺余力地爭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只是形勢所迫、迫于無奈，而絕非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更沒有被毛澤東的主張所說服。歷史證明，毛澤東要說服共產黨接受他的主張，要付出血的代價，他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中共三大最終選舉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和譚平山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會議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其中，譚平山是因為與孫中山關系良好入局，選擇他就是為了推動國共合作。毛澤東、羅章龍屬于李大釗和陳獨秀弟子中的實干派，而蔡和森則是留學生派的代表。
毛澤東希望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能開成一次高水平的思想路線討論會，以“不斷推進偉大的思想解放，使黨在思想上團結起來”。但是，中共三大顯然還不是一次制定成熟思想路線的會議，而在當時的中共領導層看來，年輕的毛澤東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沒有學問和思想。
當時欣賞毛澤東主張的，的確并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左”派，即以孫中山、廖仲愷和汪精衛為代表的那一派。他們認為，通過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以組織發動農民入伍，建立黨軍，這是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
盡管在毛澤東看來，國民黨“左”派的姿態是虛假的，他們重視農民運動，只不過是因為農民是國民黨建軍的兵源，而一旦國民黨建軍成功，農民運動便會被否定——不幸的是，毛澤東對于國民黨“左”派的這種判斷很快就變成了事實。
無論怎樣，在當時的共產黨中央里，毛澤東確實是國民黨能夠和愿意接受的人才。而那時的國民黨能夠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僅此一點，就顯得比同時期的中共更成熟、更務實，也更了解中國。
4.30歲的“中央領導人”
中共三大與國民黨“黨建”
在中共三大上，中共黨內唯一見過列寧的張國燾出局了，這是他反對馬林的代價。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后不久，馬林也被莫斯科召回，這只能是蘇聯和共產國際內部斗爭的結果，而斯大林派長期在美國做地下工作的鮑羅廷代替了他。鮑羅廷的使命是直接去廣州擔任孫中山的軍事顧問，幫助國民黨改組、建軍。
歷史證明，對國民黨和孫中山幫助最大的人，其實就是這位特工出身的鮑羅廷，而且，把原本在國民黨內湮沒無聞的蔣介石扶上位的，也正是這個鮑羅廷。
可以這樣說：在歷任俄國“欽差大臣”中，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傷害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鮑羅廷，一個是米夫。前者扶植了蔣介石，后者扶植了王明。
鮑羅廷到達廣州后，首先說服孫中山放棄倉促北伐的決定。他認為，當務之急是把國民黨改造為一個真正的政黨。鮑羅廷指出，孫中山之所以屢戰屢敗，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只是一個松散的幫會，而根本不是一個政黨。
正如鮑羅廷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的問題在于：
黨和黨員沒有任何聯系，沒有在他們當中散發書刊，沒有舉行會議，沒有說明孫中山在各個戰線上的斗爭目標，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完全不存在。
鮑羅廷第一次告訴孫中山，什么叫“黨建”，而如果不把黨建設好，國民黨不但不能擔負起國民革命的重任，而且還將一敗涂地。但現在的問題在于，“黨建”究竟是什么，這對孫中山本人來說竟然都是聞所未聞。
鮑羅廷下面的話深深地震動了孫中山，因為他這樣批評國民黨說：
現在它既沒有綱領，也沒有章程，沒有任何組織機構。它偶爾發布由孫簽署的諸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一般性題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當前的事件，不對它們作出解釋，也不利用這些事件來發展和鞏固黨。這些宣言作為趣聞被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后國民黨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這就是為什么，國民黨雖然比共產黨成立得早，但是，作為一個政黨的國民黨，卻比共產黨成立得晚。而在國民黨由松散的幫會向現代政黨轉化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的，就是斯大林派來的鮑羅廷。
正是鮑羅廷幫助孫中山為國民黨制定了章程、提出了革命綱領，正是鮑羅廷告訴孫中山，黨的組織與黨的紀律，就是黨的生命。
孫中山終于認識到：一，帝國主義列強都靠不住，唯一“平等待我”的只有蘇聯；二，中共雖然是個小黨，但朝氣蓬勃，年輕有為；三，國民黨要在基層有力量，就必須依靠工農和小資產階級，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
據此，他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政策。
孫中山是真正踐行“天下為公”的人，他堅信國民黨是屬于中國的，而絕非中國是屬于國民黨的。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國民黨不改組就不能繼續存在。
而孫中山之后的國民黨領袖，卻竟然再無一人能有孫中山這樣的見識。
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明確的綱領和路線，這是一個極具革命精神的綱領和路線，但也正因為其先進性與革命性，這一綱領一經推出，便面臨著極為重大的挑戰：一，“聯俄”觸及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勢必遭到帝國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的反對；二，“扶助農工”，則會觸及中國上層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三，改組國民黨勢必觸及國民黨的既得利益，特別是一批“老同志”的利益，因此勢必引起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四，共產黨內部，乃至共產國際內部對于實行國共合作意見也不一致，這種爭論，對于共產黨的組織結構也會產生劇烈影響。
晚年的孫中山終于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正確的綱領，但是，他卻無力再去完成這一志向，他只能把實現這一綱領的千鈞重擔留給了后人。
孫中山革命了一生，但是他畢竟覺悟得太晚，他畢生最后的努力，就是在鮑羅廷和共產黨的幫助下，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那時離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已經過去了三年半的時間。
1923年12月底，毛澤東赴廣州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作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晚年的孫中山最為期待的事，就是革命必須后繼有人，而孫中山正是在國民黨一大上發現了毛澤東的才華，因為毛澤東在會上巧妙地掌握了會議選舉環節，成功說服國民黨右派接受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
就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發現了毛澤東、看重了毛澤東，并迅速地擢拔了他——毛澤東被孫中山指定為章程委員會審查委員，并被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那時的毛澤東只有30歲，比起辛亥革命的許多前輩來說，毛澤東當時的革命經歷其實是比較淺的。
歷史證明：發現毛澤東，并迅速地提拔毛澤東，這是孫中山畢生作出的最偉大的一個選擇與決定。孫中山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定會為自己晚年的這一重大選擇，感到無比欣慰。
而30歲的毛澤東，從那個時候就下定了決心——為了不辜負孫中山的重托，無論千難萬險，也要把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推行下去。
為自己的理想尋找踐行者，為革命事業尋找合格接班人——毛澤東晚年的心情其實與孫中山有相近之處。毛澤東晚年說：“我自己30歲的時候被孫中山先生啟用，而我們共產黨人也要像孫中山先生那樣，支持和信賴年輕人干革命啊！”
而當時的蔣介石，卻只是列席了國民黨一大。也就是說，他連大會正式代表都不是，當毛澤東在大會上慷慨陳詞的時候，蔣介石只能在臺下郁悶地默默聽講。
實際上，在國民黨內，毛澤東原是蔣介石的“老領導”“老上級”。
1924年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召蔣介石來廣州，也并非讓他來開會，而是另有重用。孫中山任命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的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但十分可惜的是，當時的蔣介石覺悟很低，他看不上區區一個軍校的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于是，沒有當上國民黨一大正式代表的蔣介石憤然摜了烏紗帽。
1924年2月21日，蔣介石向孫中山遞交了辭呈，且未經批復，蔣介石便郁悶地回老家去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加入的政策，產生了積極的結果。國民黨內的“新青年”紛紛加入共產黨，國民黨因此變得日益革命化，國民黨內左派的力量不斷加強。
1925年，按照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統計，在當時的廣州，從國民黨轉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黨員高達400人，2000人的共產黨里，新青年和知識分子占了3/4。
而毛澤東等人加入國民黨，主要就是按照孫中山的部署，去改造國民黨，那時的孫中山，開始越來越倚重“新青年”，而疏遠國民黨內的“老同志”。這些所謂的“老同志”是國民黨幫會時代的產物，主要有謝持、戴季陶、葉楚傖、孫科等。當時，他們主要集中在上海，就是這些人，構成了后來所謂的“西山會議派”的主干。
按照孫中山的部署，必須把廣東的黨建經驗，推行到上海。而毛澤東就是這樣受孫中山的托付，到上海負責國民黨的黨員重新登記，即上海國民黨的“整黨”“黨建”工作。
1924年2月中旬，毛澤東離開廣州，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擔任組織部秘書。隨即，這一年的3月13日，毛澤東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三次執行委員會議，會議部署了黃埔軍校的招生工作，毛澤東再一次參與了國民黨的“建軍”。
毛澤東最初參與“整黨”，所要整頓的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他一開始參與“建軍”，則是建設黃埔軍校，而不是建立工農紅軍。
對于國民黨建軍這件事，當年的毛澤東可要比蔣介石積極多了。正是經過毛澤東的推薦，蔣先云成為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學員，蔣先云192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在湖南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之一。蔣先云、賀衷寒、陳賡號稱“黃埔三杰”。這“三杰”中，后來只有賀衷寒一個人跟隨了蔣介石。
這一年的5月5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上海孫中山寓所召開了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三周年慶祝會。上海執行部全體委員在寓所前的草坪合影，其中包括胡漢民、汪精衛、張繼、邵力子、戴季陶、毛澤東、鄧中夏、向警予等。當年31歲的毛澤東站在后排，照片上的毛澤東莊嚴沉靜而英姿逼人。
這一年的6月初，楊開慧與母親攜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到上海，住在當時的英租界甲秀里，這是毛澤東一家少有的團聚。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楊開慧與毛岸英、毛岸青留下了一張唯一的合影。
而那個時候，作為孫中山賞識的黨中央青年干部，毛澤東所代表的就是國民黨“左”派。他甚至認為，共產黨就是國民黨左派的一部分，年輕的共產黨就是國民黨左派的“基本隊”——在5月10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毛澤東發言指出：“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
這次會議決定：毛澤東作為中央局秘書，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羅章龍兼任宣傳部部長，王荷波任中央工農部部長，向警予任中央婦女工作部部長。
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所面對的并不是“國民黨左派”，而是“共產黨左派”——在當時的共產黨左派如張國燾、蔡和森眼里，努力幫助國民黨擔負起國民革命重任的毛澤東，他的立場則是偏右的，甚至是“機會主義”的。
而從那時起，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的頭上就被戴了兩頂帽子：“機會主義”和“右傾”。而這兩頂帽子一直戴到了遵義會議。
“說許多空話，不如做一件實事”
1970年10月14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和夫人。他回顧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時這樣說：“我是中間派，中間偏‘左’，我這個人不算什么‘左’的人。”
1973年6月24日，毛澤東又跟周恩來說：“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說許多空話，不如做一件實事。”
“說許多空話，不如做一件實事。”毛澤東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他自己所說的“實事求是派”。
然而，正如毛澤東多次說過的那樣，妥協容易，斗爭也不難，最難的是以斗爭求團結，而我們對于國民黨的基本態度，向來就是以斗爭求團結。
做“實事求是派”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這意味著毛澤東同時要招架來自共產黨“左”派和國民黨右派的猛烈攻擊。毛澤東在中共黨內“變得名聲不好”，被說成是“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并非源自他晚年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實際上，他變得“名聲不好”，被說成“右傾”，是從中共三大就開始了。
說服共產黨不易，而與國民黨打交道、改造國民黨則更難了。國民黨無論是從年齡結構還是知識結構，都非常老化，而當時的上海，則是國民黨右派分子最集中的大本營。毛澤東在上海主持的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工作，受到了葉楚傖等國民黨老右派的強烈抵制。年輕的毛澤東，遇到了國民黨內部最難啃的一塊骨頭，而孫中山卻把這塊最難啃的骨頭給了毛澤東——實際上，整頓這些腐敗老朽，連孫中山都難以做到，當時年輕的毛澤東就更難了。
看來，在中國辦一件“實事”，實在是太難了，而同時為兩個黨服務，又實在是太累了。毛澤東對來自國民黨右派的攻擊可以滿不在乎，但要忍受共產黨左派同志對他的打擊和污蔑，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1925年初，孫中山離開廣州，應邀北上主持大計，而在那個時候，中共黨內比較同情毛澤東的李大釗也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去了，在國共兩黨輿論的壓力下，陳獨秀不想也不能再挺他眼里能干的“土包子”毛澤東了。
拼命工作而又遭受“夾板氣”的毛澤東在1924年歲末終于病倒了，他咯血不止，診斷結果是胃出血。他向陳獨秀請了假，陳獨秀如釋重負地放毛澤東回湖南休養去了。
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四大上，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了新的中央局，毛澤東被從黨的中央局中選了出去，代替他的人便是陳獨秀在北大的得意門生彭述之。陳獨秀認為彭述之比毛澤東強，主要是因為彭述之外語極好，曾經陪同陳獨秀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而陳獨秀認為，借助彭述之，他能夠更好地與共產國際溝通。
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局成員，即相當于后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自中共四大起，毛澤東便離開了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層，直到10年后，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才又一次當選。
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保衛蘇聯、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對內，則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在各地建立國民會議促成會的行動綱領。中共四大宣言以一系列口號結尾，其中就包括：國民會議萬歲！共產國際萬歲！
而歷史證明，所謂國民會議根本就沒能召開，共產國際也并沒有“萬歲”。
這個宣言基本上是脫離中國實際的。
中共是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碰壁之后，方才把“實事求是”當作行動指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