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確立”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的根本原因，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斷和歷史結論。這個政治判斷和歷史結論，雖然是特指的，有特定的對象，但抽象地說，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意義。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從一般性上說，“兩個確立”的實質性問題是兩個：一個是組織問題，一個是思想理論問題。組織問題是需要通過法定的組織程序，確立黨的領導核心，決定黨的領袖的問題。思想理論問題是通過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進行黨的理論創新，確立黨的指導思想，決定黨的行動指南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提出“兩個確立”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呢？馬克思是共產黨人的老祖宗，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總結黨的百年奮斗光輝歷程，我們黨作出這樣一個重大政治判斷和歷史結論，其理論依據自然是馬克思主義。
一、“兩個確立”的理論依據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一）唯物史觀的創立
馬克思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導師，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創始人，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締造者和國際共產主義的開創者，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但他的思想貢獻概括起來講主要有兩個方面，這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甚至在數學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這樣的領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都不是淺嘗輒止”。然而，他最重要的發現是兩個：一個是唯物史觀，一個是剩余價值學說。唯物史觀的發現，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剩余價值學說的發現，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這兩個發現是破天荒的，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社會變革的動力是什么？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人類社會發展有沒有規律？這些重大的問題，自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就成為無數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要回答的問題。由此也就產生了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矛盾對立和斗爭，世界上也就創立和形成了無數個不同的哲學派別和思想體系。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世界上還沒有一種哲學和思想學說能夠如此深刻闡述和科學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的，因為馬克思在創立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故以馬克思的名字來命名。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階級斗爭實踐和對人類先進文化思想的批判繼承中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實現了人類認識史上的偉大變革，在人類思想史上樹起了一座前無古人的不朽豐碑。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由其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組成。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本人稱之為“新唯物主義”。與以往的哲學相比，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被稱為“新唯物主義”，新就新在：從哲學對象上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正確解決了哲學與具體科學的相互關系，科學確定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最一般規律是哲學的研究對象；從哲學內容上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克服了舊哲學中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分離、自然觀與歷史觀相矛盾的缺陷，建立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高度統一、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高度統一的科學體系；從哲學使命上看，馬克思主義哲學把“改變世界”、使“世界革命化”作為根本任務，形成了在實踐基礎上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統一的不斷發展的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又被稱為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發現，“在整個世界史觀上實現了變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以前，唯心史觀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它的主要缺陷是：至多考察了人們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進一步考究思想動機背后的物質動因和經濟根源，因而從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前提出發，把社會歷史看成是精神發展史，否認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否認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于獲得了承認”。唯物史觀的發現，使唯物主義原則由自然領域拓展并貫徹到社會歷史領域，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列寧評價唯物史觀為“科學的社會學”“唯一科學的歷史觀”。他還強調：“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馬克思的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把偉大的認識工具給了人類，特別是給了工人階級。”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兩個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
“兩個確立”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兩個基本原理基礎之上的：一個是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一個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原理。從第一個基本原理看，這個原理強調的是，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同時，又承認個人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甚至是重大的影響作用。從第二個基本原理看，這個原理強調的是，正確反映事物和合乎客觀規律的思想、認識就是真理，不能正確反映事物和不合乎客觀規律的思想、認識就是謬誤。真理對認識和改造世界具有極大的能動的指導作用。唯物史觀的這兩個基本原理，都闡述了一個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它們一方面從根本上劃清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從根本上劃清了辯證唯物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的界限。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全面準確地領會。如果我們重視和強調了一個方面，而忽視和丟掉了另一個方面，就會犯機械論、片面性的錯誤，就不能科學地解釋歷史，也就無法正確地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規律。
（二）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基本原理
這個原理是“兩個確立”依據唯物史觀的第一個原理。對這個原理我們除要學習領會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等基本觀點外，還需要學習領會包含在唯物史觀中的其他重要觀點。這些重要觀點實際上是對基本原理的具體展開。
1.關于社會歷史發展是無數個人合力作用的結果，每個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都起一定作用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每個人盡管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性質和程度各不相同，但都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離開了每一個個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群眾的作用。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這里，恩格斯已經指出了歷史就是每一個人合力作用的結果。后來，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進一步深刻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
2.關于歷史人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著特殊作用，特別是杰出人物、偉大人物對歷史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觀點。唯物史觀強調，盡管每個人在歷史發展中都起一定作用，但是作用的性質、大小是不一樣的。歷史人物的作用大一些，普通個人的作用小一些。同樣是歷史人物，杰出人物、偉大人物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對歷史發展起加速作用；反動人物、反面人物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人民意愿，對歷史發展起阻礙作用。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新的歷史任務往往是由杰出人物、偉大人物首先發現并提出來的。因為他們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遠，解決歷史任務的愿望比別人更強烈、更主動，能為群眾指明革命斗爭的方向，在革命斗爭中起著領導核心作用。被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教育了整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在其代表作《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系統論述了杰出人物、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列寧將這部著作列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之一。普列漢諾夫所研究的“個人”特指杰出人物、偉大人物。他指出：“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并不是因為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自己最能為當時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因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愿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智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系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些需要的發起責任。”杰出人物、偉大人物是歷史規律的發現者，是歷史任務的提出者，是歷史方向的指導者，是歷史力量的凝聚者，是歷史潮流的引領者，是歷史變革的謀劃者。同時，唯物史觀認為，杰出人物、偉大人物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要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受人民群眾及其實踐活動的制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有非常深刻的闡述，即每個人既是歷史的“劇中人”，又是歷史的“劇作者”。杰出人物、偉大人物只有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意愿，才能起到推動人類社會歷史前進的積極作用。
3.關于每一個時代一定會出現自己的杰出人物、偉大人物，無產階級必須要有自己的領袖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時勢造英雄，杰出人物、偉大人物的出現具有歷史必然性。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指出：“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恩格斯在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指出：“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同時，唯物史觀認為，無產階級必須要有自己的領袖。列寧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他還科學論證了領袖與群眾、階級、政黨之間的辯證關系，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強調“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鄧小平同志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曾指出：“沒有領袖和核心，就要培養領袖和核心。要革命的話，就應該建立這樣的黨。就是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沒有領袖行嗎？領袖就是團結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這樣的領袖。”“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
4.關于無產階級領袖具有以往任何階級的杰出人物、偉大人物所不可比擬的優秀品質和偉大作用的觀點。唯物史觀強調，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的產物，符合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趨勢，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同時，由于他們一無所有，政治上受壓迫最大，經濟上受剝削最深，因此，革命最徹底，最大公無私，也最有前途。其他階級都會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進程而逐漸消亡，而無產階級會不斷發展壯大，它是最后一個自行消亡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領袖所代表的是歷史上最革命、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決定了無產階級領袖，既是實踐家，又是理論家；既是人民的領導者，又是人民的公仆；既具有卓越的才能，又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無產階級領袖在歷史上的作用，取決于他們對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程度以及同人民群眾的結合程度。
5.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領袖權威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是“個人的偶然湊合”。無產階級政黨擔負著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和歷史使命，如果缺乏權威人物，沒有領導核心，無產階級政黨就難以發揮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優勢，無產階級就難以作為一個整體而行動，從而在一致的行動中改變舊世界、建設新世界。馬克思指出：“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深刻論證了確立和維護權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這個人是誰，就是船長。他強調，反權威主義者只有兩種情況：“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涂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背叛了無產階級運動。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對這個問題，我們黨的領袖，在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在總結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奮斗的歷史經驗中，都有過許多深刻的論述。毛澤東同志指出：“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領導核心只能有一個，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只有一個核心。鄧小平同志在對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作政治交代時強調：“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歷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我們這個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四億多人口的大國，有著九千六百多萬名黨員的大黨，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如果沒有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就沒有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就會導致各自為陣、各自為政，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三）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原理
這個原理是“兩個確立”依據唯物史觀的第二個原理。對這個原理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深入學習領會。
唯物史觀在實踐的基礎上，科學地解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在承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同時，又指出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的反作用，這有力地論證了科學理論武裝的巨大作用與重大意義。
1.關于科學理論對實踐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科學理論武裝自己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一切觀念都來自經驗，都是現實的反映——正確的或歪曲的反映。”毛澤東同志說：“反映不是被動的攝取對象，而是一個能動的過程。在生產和階級斗爭中，認識是能動的因素，起著改造世界的作用。”列寧說：“當我們不知道自然規律的時候，自然規律是在我們的認識之外獨立地存在著并起著作用，使我們成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隸。一經我們認識了這種不依賴于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意識而起著作用的（如馬克思千百次反復說過的那樣）規律，我們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類實踐中表現出來的對自然界的統治是自然現象和自然過程在人腦中客觀正確的反映的結果，它證明這一反映（在實踐向我們表明的范圍內）是客觀的、絕對的、永恒的真理。”科學的理論，作為先進社會意識的集中反映形式，會對社會發展起巨大的促進作用。毛澤東同志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無產階級政黨的整個世界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優點。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強調：“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反之，沒有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理論作為指導，就不會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說：“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完備而嚴密，它給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的完整的世界觀”。他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文中還說：“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決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聯系到我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生動、更形象。他說：“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科學的理論即馬克思主義來武裝自己。
2.關于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向廣大群眾灌輸科學的理論，引導他們前進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思想本身并不能實現什么，要實現什么就要訴諸實踐，而社會實踐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因此，一種社會意識發揮作用的程度及范圍大小、時間長短，同它掌握群眾的深度和廣度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馬克思還強調：“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然而，群眾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夠接受理論，哪怕是科學的理論。列寧在《怎么辦？》一文中指出：“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為了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應當派出自己的隊伍分赴各個方面”。他還特別強調：“思想一旦掌握群眾，就變成力量”“任何一個代表著未來的政黨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說服大多數人民相信其綱領和策略的正確”。因此，思想領導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靈魂所在，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把科學理論貫穿于黨的章程和綱領之中，灌輸到最廣大群眾之中，貫徹到最實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全過程。毛澤東同志在總結中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時曾強調：“‘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3.關于科學理論必須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無產階級政黨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觀點。唯物史觀認為，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依賴性，決定了社會意識會隨著社會存在的發展相應地或遲或早地發生變化和發展。科學理論，作為正確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先進社會意識，也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把科學理論當作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早在唯物史觀創立之初，馬克思就指出：“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來，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恩格斯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列寧指出，“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他后來特別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他還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敏銳地指出：“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因此，與時俱進確立黨的科學理論的指導地位，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無產階級政黨永葆先進性的必然要求。
二、與“兩個確立”相關的幾個理論問題
學習領會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觀點，聯系實際，我們還需要把握好與“兩個確立”相關的幾個理論問題。
（一）關于黨的領袖與黨的理論創新的關系問題
黨的領袖是黨領導人民在進行偉大斗爭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黨的領袖具有一系列優秀品質，他們站得高、看得遠，眼界開闊、胸懷天下，對黨忠誠、不負人民，敢于斗爭、勇于擔當，樂于奉獻、夙夜在公，注重實際、開拓創新，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信念堅定、意志頑強，作風優良、人格偉大，聯系群眾、不怕犧牲。從個人條件上看，他們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從產生方式上看，他們在偉大斗爭的實踐中產生出來，又通過一定的組織程序被選拔和推薦出來；從所處地位看，他們責任重大，使命崇高，擔負著最重要的職責。黨的領袖不但要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在實踐中起掌舵領航的作用，而且在推進黨的理論創新中要起決定性作用。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同志為黨領導人民創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創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發揮了重大作用，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為毛澤東思想的創立起了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在這個實踐過程中，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習近平同志為這一思想的創立起了決定性作用、作出了決定性貢獻，是這一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新時代的偉大斗爭產生了黨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堅強領導核心領導了新時代的偉大斗爭。新時代的偉大實踐孕育和催生了黨的創新理論，黨的創新理論引領了新時代的偉大實踐。理論與實踐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轉化。正是因為有習近平總書記掌舵領航，全黨才有了頂梁柱，全國十四億多人民才有了主心骨；正是因為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引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才有了思想上的“定盤星”、行動上的“指南針”。黨的領導核心的確立與黨的理論創新是統一的，是兩位一體的。黨的領導核心都是黨的創新理論的主要創立者，都為黨的創新理論作出了決定性貢獻；黨的創新理論都對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起了重大的支撐作用。兩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二）關于黨的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
黨的領袖與人民群眾是相互依存、相互離不開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方面，人民群眾需要黨的領袖，黨的領袖來自于人民群眾之中，是人民群眾利益的忠實代表。沒有黨的領袖，人民群眾的斗爭和實踐就會陷于自發、渙散、盲目、摸索的狀態。黨的領袖順應時代的潮流，滿足人民的愿望，領導、組織、團結、帶領人民群眾前進。黨的領袖的抱負、能力、擔當、情懷，對黨、國家、民族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黨的領袖的形象是黨、國家、民族人格化的具體體現，能夠產生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鄧小平同志指出：“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系群眾的模范，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范。”黨的領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科學預見、教育引領、團結凝聚、舉旗定向、領導指揮。具體地說就是依據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現實狀況，總結經驗，創新理論，謀劃藍圖，預見未來；動員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了解自己的前途，明確奮斗的方向；加強團結，堅定信心，攻堅克難，開拓前進。另一方面，黨的領袖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人民至上。黨的領袖來自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務于人民，黨的領袖同人民群眾密不可分。劉少奇同志在論述毛澤東同志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的領袖，但他又是我們黨的一個普通黨員……他是人民群眾的領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據人民群眾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實的勤務員和最恭謹的小學生。”他還說：“真正的我們黨的歷史，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人民的正確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澤東同志那里，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為中心而繼續著，存在著，發展著；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為中心而存在，而發展。”周恩來同志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強調：“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是從中國近百年來和‘五四’以來的革命運動、多少年革命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產生的人民領袖。因此，學習毛澤東必須全面地學習，從他的歷史發展來學習，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偉大而不看歷史的發展。”他在《七大開幕演說》中說：“我們依靠了全黨同志的努力奮斗。我們依靠了數十萬黨內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犧牲。我們依靠了上萬萬人民大眾的共同奮斗。我們依靠了國內民主黨派的合作和國外進步人士的同情。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斗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任弼時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上的講話》中也說：“在二十四年的奮斗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我們應該感到榮幸，我們應該慶賀這個成功。”這些論述都深刻闡述了黨的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其特有的睿智、遠見、樸實、親和而又堅毅的風格，以其深刻洞察能力、科學決策能力、高超駕馭能力，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恢宏氣魄、遠見卓識、雄韜偉略，展現了一個風華正茂大黨、復興崛起大國的領袖形象。習近平總書記從人民中走來又始終在人民之中，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辦人民之所需，與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同廣大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習近平總書記是我們黨的領袖，也是中國人民的領袖。
（三）關于黨的領袖與民主集中制的關系問題
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和工作優勢。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制度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民主，一個是集中。民主強調的是發揚民主，集中集體的智慧、全黨的智慧。集中強調的是正確集中，凝聚全黨的意志，形成集體的力量。民主是正確集中的前提和基礎，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歸宿，兩者相輔相成、內在統一、不可分割。民主集中制是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毛澤東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集中以民主為基礎，民主通過集中加以體現。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沒有集中也沒有民主。鄧小平同志曾說：“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結合，把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精神發揮了。一個黨不集中不行，如果沒有中央的和各級黨委的集中領導，這個黨就沒有戰斗力。這種集中，如果沒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礎，集中也是假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與集中是在矛盾運動中實現統一的。從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進行決策的過程看，任何一項決策都是先從正確指導下的高度民主開始的，又是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高度集中后而結束的。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黨的制度中的體現，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內生活中的運用。黨的領袖要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民情、體察民意、傾聽民聲，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善于從廣大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重大問題的決策前，要廣泛深入地調研，這是實行民主集中制進行決策的前提。同時，黨的領袖又要遇事不避難、不推諉，不猶豫徘徊、不優柔寡斷，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在重大問題上善于發揮引領作用，善于集中領導集體大多數人的意見，最后果斷拍板，一錘定音。黨的領袖的作用就是通過民主集中制來發揮的、來實現的，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之上的。黨的領袖應該是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樣和典范。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在總結黨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關系時，是將其作為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來強調的。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
對以上所述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與之相關的理論問題進行思考，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基本原理、理論觀點和理論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程中都給予了充分的歷史說明和實踐驗證。
